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



李銳曾多次來台訪問，此照為台北國父史蹟館前留影。 張良綱／攝影

【李銳／筆談 蘇偉貞／提問】
問：你以「呂梁山系列」小說崛起於一九八○年代中期，這些年累積閱讀你的小說，大致理出兩個書寫脈絡，一是以黃土高原邊上的山鄉生活為背景的「呂梁山印象」為主的，如《厚土》、《無風之樹》、《萬里無雲》，一是回到祖籍四川自貢的「銀城」場景，《舊址》及《銀城故事》延續著與祖先的對話。你反覆說著這兩組故事，請你談談你的原創構想？
答：從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黃金歲月，我都是在呂梁山度過的，每天下地幹活兒，作一個真正的「勞動人民」。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六年時間，正好是現在的孩子們讀完大學本科再讀研究生的時間。我上的是勞動大學。青春年華是一個人生命感受最敏銳、求知欲最強的時期。六年時間，日升月落，四季往返，地老天荒之間和世世代代的農民們一起在黃土裡刨食，呂梁山給我的啟蒙和教育，讓我終生受益。從一個狂熱的紅衛兵，到一個「狗崽子」的階級跌落，從一個革命小將，到一個永無出頭之日的勞動人民的人生下降，就是我在呂梁山地老天荒的大課堂裡的必修課。六年的教育刻骨銘心。而自貢是我的祖籍，雖然從小生在北京，但是「老家」是父母嘴裡永遠的話題，桌上的四川泡菜，耳邊的家鄉話，永遠說不完的家鄉掌故，家族的種種傳聞軼事，革命對於我的家族近乎傳奇式的轟毀和再造，等等等等，故鄉根本就是我身體和內心的一部分。人總是用自己體會最深，牽扯最多的經驗來寫作。於是，我也很自然地有了呂梁山和「銀城」這兩組系列作品。這一城一鄉的組合，既形成一種寫作張力，也形成一種互補。對於我，也算是天賜良機。
問：作品是什麼時候被譯介到西方？有哪些作品？
答：最早是一九八八年，那時候我的系列小說《厚土》陸續發表出來，有一些很好的評價。有一天，忽然接到陳甯祖、馬悅然夫婦的來信，說是想把我的《厚土》全部翻譯成瑞典文，問同意不同意？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兩位是何許人也。有人主動找上門來要翻譯自己的小說當然很高興！我回信說，同意。於是，第二年瑞典文《厚土》在瑞典出版了。後來，又有日本一位叫大石良智的教授，連續翻譯了七八篇。又有英文版的幾篇在美國出版。以後德國魯爾大學魏禮賢翻譯中心挑選了十幾篇，出了一個以《假婚》為題的單行本。到現在，我的《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都已經被馬悅然先生翻譯成瑞典文出版。此外，《舊址》還有英文（葛浩文先生譯）、德文、荷蘭文等等譯本。《無風之樹》有法文譯本（安妮．居里安、劉紅雨譯）。最近，有越南和韓國的出版社、代理人找我，準備翻譯我的小說，這讓我很高興，終於有鄰居來看看自己寫的東西了。
問：你最滿意，且最能貫徹你寫作理念的作品是哪部？為什麼？
答：自己的孩子都心疼。如果一定要選，以我的愛好，當然是《無風之樹》。我給自己定過一個寫作原則，一個苛刻的寫作目標———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對於方塊字的運用，對文體、敘述形式的突破，是一個方面，而深刻地表達是另外一個方面。兩方面的平衡才會產生成功的作品。而真正的文學傑作，都有一個相同的特質，就是它所蘊含和傳達的意味遠遠超出常規的理性、邏輯、習慣，遠遠超出了字面之外。就像莊子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是一種深厚，遼遠，闊大，迷濛，難以言說之像。那是一個文字不斷鋪排，衍生，奔流，漫漶，滲透，升騰，閃耀的展開過程。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幾十年的心嚮往之，《無風之樹》或可算是一種偶得。在這部長篇裡，我寫了一個關於巨人和矮人的寓言故事。兩個掌握了真理、革命和權力的巨人，來到矮人坪，摧毀了那裡天長地久的生活，給矮人們帶來一場浩劫式的災難。這樣的悲劇不只發生在文革，發生在偏遠的呂梁山，而是發生在人類歷史的全部過程之中，即便是今天，也仍然發生在我們身邊。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轉換每一小節的敘述，這個方式我是從福克納那裡借鑒來的。但是，全篇的口語傾訴，和對於正統化、等級化的書面語的放棄，卻是我的自覺而為。是我對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啟蒙立場的反省和揚棄。更是對廣義的所謂全知全能者的懷疑和揚棄。我把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敘述的」種種人和物，變成他們自己主動的「去敘述」。我想讓世世代代像石頭一樣默默無言的山民們，從那個書面語的等級框架裡走出來，自己講述自己。這應當是一次對於「高貴者」「在上者」的啟蒙。在我的小說裡，活人說話，死人說話，在巨人的世界之外矮人說話，在男人的世界之外女人說話，在成人的世界之外孩子說話，風說話，毛驢說話，連白癡的啞巴也會「說話」。這個小說世界是一個「我說」的世界，是一個無數的「我說」互相疊加、滲透，又相互激蕩的世界。在這個「我說」世界裡惟一使用第三人稱說話的「他者」，惟一的外來人，就是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權力和革命的「趙英傑」（小名叫苦根）。在我看來，文字是被口語的大海推到海灘上來的貝殼。但是如果沒有了大海，貝殼最終只能變成華麗的屍體。對於口語之海忘情的縱身一躍，讓我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酣暢和豐富！那既是一個文字的世界，也是一個聲音的世界。最近，我在南京的一個中、法作家文學朗誦會上，第一次朗讀了《無風之樹》中的一個小節，當落在紙面的文字變成聲音的時候，那種錯綜無序，循環往復，絲絲入扣，相互激盪的口語傾訴所產生的近乎音樂的感染力，不僅讓聽眾也讓我自己深為震驚。
問：你到過台灣三次，在台灣也有些寫作的朋友，談談你的「台灣文學因緣」吧，還有你對台灣作家的看法？
答：其實，在我親眼看到台灣之前，已經讀過不少台灣作家的作品，大陸的「新時期文學」曾經受到海峽對岸相當深刻的影響，聶華苓，白先勇，陳映真，黃春明，林海音等等，早就是耳熟能詳的人物。台灣一代詩人整體性的傑出對大陸的影響尤其深遠。更不用提校園歌曲的廣為傳唱，三毛、瓊瑤的到處流行。我個人和台灣文學界的因緣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那年我的系列小說集《厚土》獲得第十二屆《中國時報》文學獎，有幸和臺靜農先生同獲最高獎項「推薦獎」，從此開始了和台灣的交往。獲獎之後我的絕大部分作品都陸續在台灣出版。先是書信往來，隨後去了原本只能在地圖上報紙上看到的台灣。我一九九一年、二○○一年、二○○三年，前後三次到台灣。台灣作家大都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和天文、天心、偉貞、大春、以軍、錦樹都成了可以深談的好朋友，德威雖然人在美國，可我還是把他看成是台灣文學界領軍式的理論家。二○○三年那一次赴台，還有幸認識了侯孝賢先生，蒙他領我去小鎮九份遊覽，看看《悲情城市》中的種種拍攝現場。尤為感念的是兩次去陽明山國軍公墓拜掃姑姑、姑父的墓地，都是台灣朋友們陪我去的，細心而又體貼。感受最深的是台灣文學界朋友們的率真純樸，和大家對文學的那份認真與虔誠。讓我尤為敬佩的是，平日的文弱書生，面對大是大非既有不避利害、拍案而起的勇氣，又有大聲疾呼、影響社會的公共行為。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台灣文學界、知識界從美麗島、雷震事件、保釣運動，一直到現在，都有一種一脈相承的獨立精神和果敢勇毅。儘管這中間有許多不同的政治立場和主義認同。但和眼下那些依靠政府權力而囂張仇恨的人相比，我認識的這些朋友真君子也。
問：你的妻子蔣韻、女兒笛安都是作家，談談你的「文學家庭」吧？
答：文學創作是一種無法遺傳，更是父母教不會的東西。我和蔣韻寫小說不是父母教的，笛安也不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該做的事情。我們尤其警惕不要因為自己的寫作給孩子帶來負面的陰影，所以一直低調行事。笛安把她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拿出來的時候，我和蔣韻也深感意外。笛安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在《收穫》投稿的時候，我們曾要求責任編輯嚴格按照程式送審，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她的父母是誰，這位朋友也正是這樣做的。笛安的《告別天堂》在兩岸出版，我們都拒絕了出版社為了做宣傳而公布我們的家庭關係。對笛安所有的小說，我們基本一字不動，只談看法。人人都有父母，對於一個作家來講誰是他的父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寫了什麼。笛安剛剛開始起步，我告訴她，文學是一輩子的馬拉松。迄今為止，我們都是各寫各的，互不干擾。充其量是相互的第一讀者，讀了，會毫無避諱地談談體會和看法。一家人用不著客套，相互的要求也都比較苛刻。
問：你現在是山西作協會員，但你在二○○三年年底「感於作協和文學相去甚遠」，發表了退出中國作協，並放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資格。你的聲明稿中說明「今後不再參加任何關於省作協換屆的工作，放棄今後關於省作協換屆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很沉重的事件，你願意談談這件事嗎？
答：這件事情的原委我已經在一封公開信中講過了，不再重複。我想談談因此而帶來的另一種疑問或指責。自從去年我在網上和一位作家、一批評論家發生爭論以後，就有人出來指責說：你既然退出中國作協，為什麼不退出山西作協，乾脆退乾淨不要領工資，那才叫真退，才不是做秀。說這話的人，有的人只是疑惑，但有的人是很惡意的。其實，我這樣做並非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老老實實向農民學習來的。中國大陸真正動搖根本的改革開放，是由安徽省小崗村的十幾戶農民開始的。一九八○年代初在文革氣氛還沒有退盡的情形下，小崗村的農民們冒著違反國法的風險，祕密簽立了一張生死字據，他們自主退出人民公社體制，把原本屬於國家、集體的土地劃分給個人使用，並自願承擔因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和後果。這件事後來得到萬里、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支持，並由此引發了以後整個人民公社體制的迅速解體，和全國性的改革開放。那張字據現在作為歷史證物存放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問小崗村的農民：既然你們退出了人民公社，為什麼還要自己留下屬於公社的、國家的土地？道理很簡單，一切的合理性要求首先來源於人的生存合理。以中國大陸當初嚴密的國有體制，要求小崗村的農民既退出公社體制又放棄土地就是置人於死地，就是要求人自動絕食。這樣的傻事情農民們決不會做。我也不會。以大陸目前的出版、新聞、言論狀況，面對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專制，叫一個退出作協的作家不領工資，就是置人於死地，就是要求人自動絕食，既不明智也無人性。如果有人能夠做到依靠自由撰稿而生存，那另當別論。這樣的人已經有一些，據我所知，有的暢銷書作家早已是身家千萬。但問題是這樣的作家常常和當下的社會體制和諧到天衣無縫的程度，既沒有抗議的欲望，也沒有批評的理由，有的只是越來越多的相互需要。我深知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那一定是一個點滴進步的過程。但有一條是必須清醒的，作家協會體制的改革決不能以剝奪作家的生存權利為前提。
問：我們知道你正著手寫農具系列小說，之後呢？
答：「農具系列」還沒有寫完呢，「之後」我也說不清。我寫作從來沒有計畫。謝謝你們的提問。
諾貝爾文學獎二○○六點將錄5：
　　 將推介奈及利亞作家班．奧克里
　　 Ben Okri。 【2005/11/2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