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把我從南京帶回老家拜見奶奶,大家看到我右耳後面有個像梅花一般朱砂痣都說稀奇!我們家鄉說痣是「記」,當下為我取了一個乳名叫福記。我父母親要回南京的時候,奶奶要他們把我留下來和她作伴。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年發生了七七事變,我父母隨政府去了重慶,我們家鄉被日本軍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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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龔萬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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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下午白先勇在國家圖書館,講他的新書《止痛療傷》,副題是「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變」。我和陳祖彥一起去聽,沒想到占領立法院反服貿的學生也在那天下午遊行,怕交通管制,我們提前出發。
一點不到愛國東路和中山南路口已站了一些警察,中正紀念堂前停了許多南部來的遊覽車,學生們站在路上聊天,一些年輕女孩穿著花短褲,露著美麗的雙腿。
我和祖彥第一個到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我年紀大,叫我們先去演講廳休息。椅子是大紅絨布做的,整個演講廳只坐了我和祖彥兩個人,我心中有點迷茫的感覺。一陣陣喊口號、吹喇叭的聲音傳了進來,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南京看到的學運。我對祖彥說:
「民國37年我十二歲,我父親在南京中央銀行工作,我們家就住在中央銀行樓上,我和弟弟在江寧師範附小讀書;日子過的好好的,有天父親回家神情凝重的:『最近金元券一直在貶值。』」
母親不安的問:「又要打仗逃難了嗎?」
沒多久,我每天上學看到中央銀行門口排著長龍陣,父親說他們要把手裡的金元券換成美金、黃金和袁大頭。
接著街上出現很多難民、伸手向人要錢買食物充飢,那些難民不止是白天街頭在徘徊,晚上也不離開,而且越來越多。有的依牆而坐,有的躺在地上,有時他們會唱流浪者之歌。
流浪的人歸來,
爸媽都已死去,
身上穿的行時衣,
常留父母意,
今日回來沒人理,
我的爸爸呢?
我的媽媽呢?
調子淒涼我聽了會流下眼淚。母親關上窗子對父親說:「你們行裡的警衛怎麼也管一管。」
父親說:「行裡只有幾個警衛那麼多人怎麼管!」
這樣的日子沒有過多久,大學生開始罷課,上街頭遊行,高聲喊著:
「反飢餓!反內戰。」
父親工作的中央銀行在薩家灣,離下關很近,又過了一些日子隔著黃浦江我們可以聽到徐蚌會戰的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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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姑父在濟南四十四兵工廠做工務處長,四十四兵工廠是全國最大兵工廠,奉命撤退到台灣,大姑在上海等船打電報要父親速去上海和她會面。
大姑和我父親同父異母,小奶奶三歲,是康家最聰明能幹的人。爺爺早逝,臨終前叮嚀大姑照顧弟弟,姊弟二人感情很好,照顧弟弟大姑視為一種責任。
父親接到大姑電報去上海,大姑告訴他兵工廠已撤退台灣,南京可能不保,問父親有何打算?父親說中央銀行跟政府行動,他們還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大姑當機立斷說我從小跟奶奶長大,她先帶我和奶奶去台灣,少了一老一小,將來我父母的行動也方便些。奶奶聽到又要逃難,一句話也沒說,我只要和奶奶在一起去哪裡都好。
我和奶奶38年來台灣,住在大姑家,父親他們隨中央銀行遷去成都,大陸很快易手,他們就一直留在那裡,沒有到台灣來。
一開始奶奶常常流淚說,這一步走到天邊了!沒有回頭之路。等奶奶不再流淚,不再哭泣,她也不再提我父親,彷彿這個兒子從她記憶中消失了。她把愛全都放在我身上,強打精神過日子給我作榜樣。
我漸漸長大,感覺出奶奶和大姑之間關係微妙!兩個年紀差不多大,有空常在一起談往事,有時也一起打小牌,都頗有大家風範,讓人看不出她們之間曾有過節。
我工作之後凌波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正在流行,我喜歡帶奶奶和大姑去西門町看電影,然後再請她們吃北方小館。兩個人都是小腳老太太,走路慢,笑瞇瞇的。許多北方老鄉聽她們講北方話,常會問她們是哪裡人?想不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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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五歲奶奶去世,小奶奶三歲的大姑有點糊塗了,表哥、表姊都久居美國,雖然台灣和美國有邦交,他們去了就沒有回來過。大姑好像和奶奶一樣把表哥、表姊都忘記了,她也從來不提他們,反而常對我說:
「給你爸爸寫信,說他姊想他,叫他趕快到台灣來見面。」
我聽了很難過,奶奶來台灣不再哭泣,之後絕口不再提我父親,大姑從未哭泣,也一字不提定居美國的表姊、表哥。這兩位極為堅強的中原女子,以為她們被兒女拋棄了!
我長得像父親,大姑年紀越大把她對父親的愛都轉移到我身上,把好吃的東西留給我吃,要我坐在她旁邊聽她講話。對我說以前奶奶不喜歡她回娘家,因為爺爺去世早,父親年紀小,康家有許多產業交由奶奶一人管理。大姑能幹,爺爺臨終時又叮嚀她照顧父親,所以她一回娘家就要問問奶奶處理了一些什麼事情。
「你奶奶不喜歡我回娘家,我一問她做了些什麼事,她就擺臉色給我看。我久不回娘家你爸爸就來接我,我要不肯回去他就抱著我膝蓋哭,直到我也哭了,答應跟他回去為止。」最後大姑叮嚀我:「給你爸爸寫信,不談政治,叫他趕快來,再不來就見不到他姊姊了!」
那時海峽兩岸不能通信,我無法把大姑的話告訴父親。奶奶過世的事也不敢告訴她,怕她知道了受刺激,好幾次大姑對我說:
「都來看我了,就是你奶奶沒有來,老東西還在生我們年輕時候的氣。」
我忍著眼淚柔聲的說:「大姑,你老了!我奶奶也老了!她病了不能來看你。」
大姑兩眼空茫的望著窗外,我想戰爭的殘酷不止是兩代人無辜受害,對我們康家則是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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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8年政府頒布命令在台的大陸人可以返鄉探親,我和父親聯繫知道他一直住在成都,母親在文革時去世後,他與做小學教員的繼母再婚。
我在78年4月15日,去成都探望分別三十多年的父親,剛好遇上胡耀邦過世。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父親問我想去哪裡看看,我說河南老家、南京,還有我和奶奶去台灣等船時的上海。父親年輕時在北京讀書,現在北京是首都,他也想同我一起去看看。
我們先坐火車到北京,父親請一位朋友陪我們上了長城,去了故宮,到人民廣場時看見地上有許多打碎的玻璃瓶。我說:
「怎麼在一個觀光景點有這麼多破玻璃瓶?」
「是學生丟的,」父親的朋友說:「叫打小平,他們準備發動遊行給胡耀邦反平。」
我沒聽懂他的話,父親聽了緊張起來,請朋友馬上給我們買去河南的火車票,我們要回老家河南博愛縣。
我一聽要回老家博愛百感交集,眼淚奪眶而出,父親叫我:「不要哭!不要哭!」他也頻頻擦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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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民國25年11月在南京古樓醫院出生,那是一個外國人開辦的醫院,我生下來右耳後有個像梅花般的朱砂痣,外國醫生說一個出生有紅痣的嬰孩是上帝給的特別祝福。
我上面已經有一個姊姊,全家人都期盼我是個男孩,我是個女孩全家人都沒有失望,因為我們河南人也相信生有紅痣的小孩有福。
父母親把我從南京帶回老家拜見奶奶,大家看到我右耳後面有個像梅花一般朱砂痣都說稀奇!我們家鄉說痣是記,當下為我取了一個乳名叫福記。我父母親要回南京的時候,奶奶要他們把我留下來和她作伴。
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年發生了七七事變,我父母隨政府去了重慶,我們家鄉被日本軍占領,我和父母一別八年。
我家在博愛縣城裡的房子很大,有三進院,日本軍一來就看中了我們家,叫翻譯告訴奶奶:他們要在我們家做日本皇軍新民會。奶奶對翻譯說:
「請給我們兩三天時間搬家。」
除了我乳母所有幫我們工作的人都回自己家去了,我和奶奶不再姓康,跟著我乳母姓劉,住在我乳母替我們租來的我什麼人也不認識,小小的房子中。
奶奶那時的身體很壞,成天躺在床上不出門,我已經會走會跑了也不讓我出去。在八年抗戰中我沒有上學,也沒有看過玩具和故事書,除了做菜的冰糖,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樣式專為小孩做的糖果。
我乳母很愛我,我用我們家鄉話喊她:「悶。」就是媽媽的意思。她的聲音很好聽,我開始有記憶就常聽她對我唱:
我家有個胖娃娃,
正在兩三歲,
伶俐會說話,
不吃飯不喝茶成天喊媽媽,
頭戴小洋帽,
身穿粉紅紗,
爸爸媽媽爺爺奶奶
都很喜歡他。
聽久了我也會唱,只在心裡唱沒有唱出口來;這首歌彷彿一本圖畫本,啟蒙了我童年最初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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