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2009年12月31日聯副童小南〈12月12日〉
最近幾年,南北各地舉辦紀念楊逵的活動,常會辦「野菜宴」。我是〈野菜宴〉的作者,楊逵的女兒。而〈野菜宴〉一文是童先生搶救回來的……
他怎麼猜到我是楊逵的女兒?
未提筆先流淚,過去幾十年只覺得苦,不知道痛,讀了小南女士懷念父親的文章,心底深層的痛整個翻湧上來,為童先生痛,為家父母痛,為那個時代犧牲的人痛。
〈紀念一位副刊編輯〉一文,去年12月12日刊在《聯副》上,我驚呼一聲對外子說:「哇嗚,好人不寂寞,總算有人談論童尚經先生了,是張系國先生欸!」童先生被冤被殺害已逾四十年了,由於各種禁忌,各方噤口,沒人提起過他,而我在內心深處一直深深懷念這位長者,雖然我並不認識他,也常在有限場合提到童先生,可是在座的人士都不知道,畢竟埋沒了幾十年。
最近幾年,南北各地舉辦紀念楊逵的活動,常會辦「野菜宴」。對,我是〈野菜宴〉的作者,楊逵的女兒。而〈野菜宴〉一文是童先生搶救回來的。
民國54年左右,我嘗試習作,常投稿《國語日報》,初習作,十稿九退。那年,我讀了一篇美國幽默作家瑟柏先生的〈床塌下來那晚〉,越看越有趣,連續看了好幾遍,想起我也有類似經驗,不過是「牆塌下來那晚」,提筆始終不成篇,突然想起稍早時發生一樣有趣的經驗,〈野菜宴〉情景出現眼前,提筆就寫,很快完篇,外子也很喜歡,催促我投稿。
我一向是《新生副刊》的愛讀者,覺得風格清新、溫暖,文字比較淺顯,想著試投看看。沒多久,收到退稿,一時非常沮喪,拿起就想撕,外子一手攔下,先看看編輯先生會不會有什麼說詞。
打開信封一看,掉下一張約莫五公分大小的紙片,邊緣很不齊整,是隨意撕下的,上面用鉛筆潦草寫著「第二頁和第三頁不連貫」,我不禁笑開來,這位編輯先生實在太可愛了,這種不成篇章的東西,不但沒丟字紙簍,還要我修改後再寄去。
原來那時住在眷村十坪大的小屋子裡,有公婆兒女,只能利用晚上孩子都睡著後偷空寫作。沒有書桌,只能趴在縫衣機上謄稿,初學者無法一氣呵成,每謄一次就修改,大段大段的修稿變成新稿,但寫完畢在稿紙上才寫編號,就這樣新謄的稿和舊稿全攤在小小縫衣機上,剛巧孩子哭了要吃奶,匆匆忙忙照著順序把幾張稿紙按次序排好封進信封。
外子順手接過紙條,可是他拿反了,他說後面還有字呢。
「請問令尊是楊逵先生嗎?26年我在上海就讀過他的小說〈送報伕〉,令尊最近可好?」
「真神哪,天底下姓楊的人那麼多,他怎麼猜到我是楊逵的女兒?」
剛光復時的歡樂時光
〈野菜宴〉寫的是剛光復,物資極度缺乏,不但糧食不夠,器皿也不夠,父親削竹作筷、糊盆做碗,母親採摘野菜煮粥招待聚會的文友。那年我七歲,但這件有趣的事件,印象深刻,永難忘懷。趣味的生活,歡樂的歌聲,一直是我們一窮二白生活兩大支柱。窮得只能喝粥了,吃野菜、溪裡撈魚蝦,有了天真爛漫的父親、熱情開朗的母親,什麼樣的日子都是趣味盎然。
戰時家裡曾養了數十隻鵝鴨,文友們、日本朋友們想打牙祭,就招朋呼友而來,父母好客,宰鵝殺鴨,盡情款待,大家高談闊論,或為某事爭辯面紅耳赤,一杯酒盡釋前懷,而摘野菜、拾蝸牛、每天忙著趕鵝吃草的我們,只能看著鵝肉落入客人肚子,照吃醬筍、鹹菜、喝粥。但是可能窮人的孩子不識愁滋味,一直覺得很幸福,畢竟年紀太小,那年只有七歲。
那時,父母常參加文友的聚會,半夜回來,不管多夜,爸爸媽媽一定帶「等路」,不是烤紅薯就是落花生。那夜,兄妹們捨不得睡,要等著吃點心,大家開始說鬼故事,越聽越害怕,大家一窩蜂往牆邊靠,轟隆一聲,牆塌了半截,整個通鋪裸露在外,門也不必關了。就這樣,我們又住了半個多月,直到颱風把屋頂掀了,地主要收回租地,才搬到林憲堂先生提供的平民宿舍去。
父母入獄時
住宿舍期間,父親擔任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日子稍稍安定下來,接著二二八事變,家裡收容一位外省朋友,白天躲在地板下的空間,中間有張榻榻米可以掀開出入。後來,風聲越來越緊,連我們也待不住了,出外山區避難。
住在山上,出入要靠跨過山澗的一根大竹子,一天媽媽外出購物回來,說當地也展開搜捕,怕要連累朋友,我們連忙下山回家。父母不改好客的習慣,還特地買當地名產飴糖回家餽贈左鄰右舍,隔壁的林伯母知道我們沒東西吃,特地煮了一鍋水煮胡蘿蔔湯暫時止飢。
那時實行家戶連坐法,鄰長大小事都要向派出所報告,夜裡十二時許來了好幾位警察把爸爸媽媽帶走了。從此告別了雖然貧窮但歡笑歌聲不斷的我心目中快樂幸福的童年。
二二八後,父母親獲釋,又有短暫的平靜生活,父親37年寫了一篇〈和平宣言〉,38年又遭逮捕入獄。
那是星期三中午,我從學校回家吃中飯,忽然來了三四位穿卡其服的人,其中一位腰裡別著槍,其他人有的人看守著爸,有的搜查東西,本來要馬上把爸媽都帶走的。媽媽很冷靜的說:「請讓我炒碗飯給孩子吃。」說著升火炒飯,並叮嚀我說,「妳乖乖的看家,不要亂跑,等哥哥姊姊回來啊。」
小妹七歲未上學,媽媽把飯遞給我,就以小女兒沒人照顧為由要求一起走。我奔到門口,看到爸媽妹妹被陌生人帶走,不由得放聲大哭,只想著書包還在學校,也沒有請假,連忙跑到學校去。那天上午第四節是美術課,老師教畫蝴蝶,下午繼續上午的課程,我本不擅畫畫,這時抽噎著邊畫邊哭,一隻蝴蝶被鼻涕淚水弄得一派糊塗,本來是翩翩起舞的蝴蝶,變成被踩踏烏漆抹黑的死蝶了。
老師見我這樣,悄悄的領我到走廊問我發生什麼事,我據實以告,老師沒讓我再進教室就叫我回家了,下午放學後,才讓同學把書包送回來。
我聽母親的話在家裡看家,越待越害怕,就跑到巷口等兄姊,巷子兩邊各有五六間住屋,門窗緊閉,偶爾可以窺見有人從玻璃往外望,就見一個小女孩奔進奔出大聲號啕,沒人過問,沒人遞一句安慰的話。
最後太陽快下山了,我也跑不動,又不敢待屋裡,蹲在巷口拿根樹枝,畫呀畫,哥哥姊姊快回來。那年我小三。
母親是抗日時期文化協會健將
當童先生在字條上問我:「令尊好嗎?」我不記得怎麼回答,只記得把稿子重寫一遍,也附了一封短信,不久,〈野菜宴〉就登在《新生副刊》了。這一鼓勵,我又完成了〈牆塌下來那晚〉,也投寄給《新副》。這是童先生對我的鼓勵、肯定,最重要的是他傳遞了一個重要訊息,家父楊逵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二十幾歲寫的文章就很受重視,讓我覺得榮幸和驕傲。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多談父親的成就?其實我除了知道父親很疼我、很有名以外,我對他並不是很清楚,畢竟,我九歲時他被迫失去自由,離家十二年後,他從綠島回來,我為了逃避苦悶的生活,早早結了婚,不能侍候在他身邊。
所以,如果童先生現在問我:「令尊好嗎?」我會說非常不好,父親民國50年才離開綠島,回來後窩居在東海大學對面的荒山上,自己劈竹編竹草蓋了一間「竹管屋」,一大統間,靠著兩邊牆壁兩個大通鋪,後面隔間當廚房,中間是走道、是餐廳、是客廳;右邊通鋪上擺張小書桌是父親寫作的地方,最重要的家具是兩座檜木做的大書櫃,擺滿了書,和牆上一個小書架。
大書櫃在父親一次病倒,住到哥哥家時,被人連書帶櫃全偷走了。
住在東海的頭幾年,過去的朋友不敢聞問,山上盡是茅草和石頭,為開荒地成花園,全家老小全動員,搬石頭、挖地、種花、澆水。爸爸並不以為苦,他說不看人面看土面,又用鋤頭在地上寫詩。
媽媽38年和爸爸一起被抓,幾個月後和妹妹先被釋放,爸被判十二年,移監到綠島。這段期間母親為免再遭迫害,除教養子女之外,全心投入婦女運動,從早期省婦女會常務理監事,後來退回到地方,任區婦女會理事長,她曾是抗日時期的文化協會健將。
多麼容易滿足的一家人
父親回來後,我未能在身邊盡孝,自己的小家庭已讓我焦頭爛額。
慢慢的,幾年後,東海的花園有了花,母親拎起籃子賣花,父親也有新的文友、小朋友相過訪。而不管日子多艱困,父親不改天真樂觀本性,母親亦然。
山屋是孤伶伶在山上,離大馬路有段距離,沒水沒電;水就用圳溝水、簡易水塔,而電,電力公司說從馬路上到山上要加豎幾根電桿,必須自己付費,在那時候,簡直不可能,只有點油燈過日。後來不知怎麼有電可用了,那天我下班後趕回家看父母,媽媽故意不開燈,拉著我到屋後,再請爸爸開燈。
山屋麻竹做梁,桂竹做柱,上面沒有頂棚,燈光從屋瓦間透出來,母親開心的說:「妳看,妳看,屋頂上好多星星。」父母和我站在夜空下,看屋瓦間的星星,多麼浪漫,多麼開心,多麼幸福。多麼容易滿足的一家人。
母親離世後,父親寂寞又孤單,幸而有姪女的陪伴,為了避開情治單位不時的監視干擾,老年在大甲、大溪、龜山都住過一段時間,最後落腳在妹妹(編按,楊碧)家。
那年我生日,邀請父親來家用餐,父親跟我兒女說:「你媽媽天不怕地不怕,是勇敢的人。」父親說的是我出生前,母親被滿載玻璃瓶的板車輾過肚皮和腳,我不但沒事,還讓板車爆了胎,三天後我出生。
飯後,外子和我陪父親散步,走街串巷來回好幾公里,父親腳程極快,如御風而行,我和外子跟得氣喘吁吁,未料二十幾天後,3月12日(民國74年)清晨六時,父親用過牛奶,拿著放大鏡看晚報,就這樣突然摔跌地上,心臟衰竭而逝。
眾人的思念紀念 才是真正的平反
回頭再看童先生,這樣一個睿智、溫暖、處處與人為善的人,竟被爭功搶功的誣陷而遭冤殺。在我兩篇文章登出後,父親極為珍惜,可惜才情不濟未能創作新篇,但我仍是《新副》愛讀者,某日忽然發現編輯換了人,所登載的文章,亦不能感動我了。
有一天,突然發現報上一行小啟:「童尚經先生因涉共諜案,今日槍決。」畢竟四十年往事,記憶可能有誤,大意如此。每每想起童先生對我的提攜,對家父的肯定(當初眾人避之唯恐不及),深銘五內,對他的過世,更有說不出的痛。
每當有野菜宴活動的消息,我就想起童先生,一直想著等我也百年後,或許可以親自答謝童先生。很感謝張系國教授〈紀念一位副刊編輯〉起了頭,引起我很多思緒。我想以後像這樣紀念的文章一定會越來越多吧!畢竟容許白紙成灰,也不能讓一個好人埋沒於世。
最後,恭喜小南女士,令尊冤屈獲得平反;其實眾人的思念紀念才是真正的平反。您的父親童尚經先生,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2010/01/3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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