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經驗
【聯合報╱陳芳明】
2007.06.12 01:51 am

5月17日上午的嘉女校園，幸福的氛圍洋溢，因為作家陳芳明蒞臨。得以親炙當代重量級文評家、新文學史家的學養；得以回顧台灣文學顛躓發展的滄桑……一場今生前世疊現的文學影像，歷歷展現在嘉女師生們的眼前、心上。
對嘉女師生而言，這是一場經典性的演講，短短兩小時，極速瀏覽了台灣半世紀的文學史，也見證了傑出學者學術生命的厚實。言談之中，隱約可見流亡苦難似乎漸漸從陳芳明的身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高山壯河般的史膽、史識，以及昂揚風發、開闊雍容的菁英器識。陳芳明曾說：「所有的書寫，都是自傳的一部分。」這一場演講，何嘗不是。
「余光中是我的古典，也是我的現代」
1974年，學歷史的陳芳明到華盛頓大學讀書，因為關心台灣歷史、人權而發現台灣真相，便投入政治運動，卻因此而成為「黑名單」，「找到了自己的土地，卻又失去了國籍」這生命性的斷裂與轉折，改變了陳芳明學術的發展，走向台灣文學的研究。
在陳芳明的文學世界裡，「詩是初戀，也是一生不離不棄的戀人。」至於散文創作，從十九歲開始至今已有四十年。他所講的散文經驗，即包括閱讀經驗和創作經驗，並從經典閱讀當中扼要地勾勒台灣的散文傳統。
就閱讀經驗而言：陳芳明說儘管撩撥他年少文學初心的是徐志摩，但是他散文閱讀的轉折與文學道路的啟蒙則是余光中。「余光中的散文要用讀的，他文章的字裡行間有如山谷，山谷中有迴音。往往上句有韻，下句即有迴音。余光中以寫詩的方式寫散文，他的〈逍遙遊〉、〈聽聽那冷雨〉可以說是現代散文的經典。」
「文學審美觀念與時代思潮有關，」1960年代現代主義儼然成為一個龐大的運動。「現代主義運動的其中一支是現代詩和現代散文，重要的旗手就是余光中。」陳芳明大三時寫了〈詩人，今夜你的掌上有雨〉獲得輔大校園文學獎第一名，也因當時的評審張秀亞的引薦而認識了余光中，從此開啟了他的文學觀，更拓大了文學格局。透過余光中那「融合古典與現代」的作品，看到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散文傳統。
從五四傳統到後現代主義的台灣散文風貌
陳芳明認為台灣散文傳統從1950至1990年代，大致依循五四傳統———現代主義———鄉土文學———後現代主義等階段演進。
五四的白話散文傳統，像梁實秋、林語堂和50年代的陳之藩、吳魯芹，這些作家讓我們知道散文要如何寫。50年代有些女性作家已開始書寫人的內心世界，像張秀亞的《北窗下》；像以日記、書信、獨白體裁表達私密心情的艾雯《青春篇》。50年代散文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在地書寫」的出現，例如：艾雯寫與東港有關的《漁港書簡》，徐鍾珮寫《我在台北》，鍾梅音寫與蘇澳有關的《冷泉心影》，這些作品足以證明50年代散文開始「在地化」，這也為後來女性作家鋪了一條路。「即使這些女性作家作品有別於男性作家的大敘述風格，而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文學來自於生活，書寫生活也可以是一種生命寄託。50年代女性作家關注周遭事物，甚至生活焦慮的細微描寫已開始出現。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保留了時代社會真正的氣味、聲音和顏色。」
60年代是台灣文學的黃金時代，現代主義興起，作家書寫更私密性的情感起伏流動。當時的文壇除了余光中、楊牧兩位經典名家之外，張曉風寫《地毯的那一端》，將古典文學的書寫方式融入現代散文當中，帶給文壇極大的震撼。「60年代文學最大的特色在於重視語言的密度、彈性和質感，將白話傳統不斷的改造、提煉，於是一種『重視文字質感的』新書寫形式出現，這也影響後來的小說家，像王文興的《家變》、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小說家開始改變書寫的語言，即是受到散文家重視語言的影響。」
70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現代主義的抽象加上鄉土文學的寫實，於是一個新的文體又出現了。當時作家在50、60年代作家的基礎之上建立自己的美學，開始書寫城鄉風景，像彰化的洪醒夫、吳晟；美濃的鍾鐵民、吳錦發。
80年代後現代主義，語言鋪張的書寫策略出現，陳芳明認為：80、90年代作家受到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等外來作家影響，語言極其鋪張，但文字的可能性也加寬了。
回憶錄同時也是遺忘錄
　　閱讀和書寫，對陳芳明而言，不僅是享受，並且可以互補。陳芳明年輕時代追求現代主義，閱讀大量存在主義作家的作品。當時不明白何以沙特說：「人活著，而且要發現他的不快樂。」直到四十歲，被列入黑名單，領受到生命的悲苦，才明白沙特的意思。「閱讀是需要年齡來消化的，過去不懂，在經歷某種情境之後，因有知識的累積墊高了自己，永不放棄地閱讀，總會豁然開朗。」
寫作也一樣，剛開始寫散文，因為生活歷練、閱讀都不夠，總是先找一個漂亮的句子，再渲染成文，和生活生命完全沒有關係，只是「自創一個自戀式的想像世界，自我沉溺其中」，「以前寫散文是認真作假，是跟著文字走，現在是跟著感覺走」，尤其是海外流亡十八年，第一次以黑名單回到故鄉，面對陌生的台灣，有前世今生錯置、有生命的斷裂之感。在返鄉的飛機上，看到台灣那全世界看不到的墨綠山色而落淚，擔心遇到機場聲援的上百位作家不知如何開口，才開始感受到：所謂的「近鄉情怯」可能是畏懼、羞澀和退縮。「生命被糟蹋也可以是加分」，「流亡」深化了陳芳明的散文書寫。
回憶錄同時也是遺忘錄。陳芳明說：「這輩子夠本了，政治、文學、歷史每個不同人文領域都嘗試過了。因此每個領域都有朋友和敵人，開始寫回憶錄，有年輕的感覺，尤其寫與過去一些作家、論敵的交會，曾經失去的感覺又回來了，所以又青春一次。」只是回憶錄應該是遺忘錄，因為「人的一生有太多選擇性的記憶，遺忘的比記憶的多，沒寫的比寫的更多。人要克服的一是時間問題，二是文字語言，人不可能保留一生的語言文字，所以要篩選、淘汰。那些篩選淘汰的即是被遺忘掉的。」
「最了解我的人 其實是陳映真」
　　儘管e化的時代，書寫會成為歷史名詞，陳芳明依然享受書寫。「當思考比書寫快時，文思泉湧，會寫到發抖；當思考比書寫慢，寫不出來時，有如獄囚被鞭打、被刑求，雖然可怕，仍會堅持。有人說我是快筆，其實是一種懲罰，我的每一篇散文都寫得很辛苦，我的每一篇散文和我的生命重量是一樣的。不論閱讀或寫作，我有很多可貴的時刻都在我的文字中保留下來──有對親人的虧欠、對朋友的懷念，甚至是與敵人的過從。」最後，陳芳明說：「一個人一生的朋友不要太多，有一、二個值得寫的就夠了；敵人也不要太多，一個就夠了。你的敵人其實是你的知音，就如同最了解我的人其實是陳映真。誠如胡蘭成所說『平生知己有兩個，一個是情人，一個是敵人。』」台下掌聲響起，結束一場豐盛的文學之旅。
【2007/06/12 聯合報】